在那个讲究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的年代，大庆是石油战线的样板，大寨则成了农业战线的标杆。
两地一工一农，代表了国家对“群众干革命”的全部期待。
而大寨这块“红旗”，从头到尾，都浸透着周恩来的牵挂。
1973年4月，周总理第三次带外宾来大寨考察。这一次，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片山坡地。
他望着梯田，对陈永贵说：我老了，不会有希望再来了。
总理的期待
1964年12月21日，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。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正式开幕。
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，这一届会议上，有个山西农民引起了广泛关注——他叫陈永贵。
他穿着一身干净的粗布中山装，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，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，还主持了会议部分议程。
台下的代表们小声议论：“这就是那个修地改坡的陈永贵？”
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，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所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
报告第一部分，周总理开门见山就提出：“中国要靠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”
然后话锋一转，说：“下面，我要讲几个典型。”
紧接着，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——大寨。
原来，大寨的地理条件非常差，山多地少，土地还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。
过去是“穷山恶水”，种地全靠天吃饭。但就是在这种地方，大寨人十几年如一日，硬是在石头地里刨出了粮食。
他们不等、不靠、不要国家拨款，靠的是集体力量，靠的是干。十年里，他们把四千多块小田地整合成两千九百块规整农田，旱涝保收。搞梯田、修水渠、建堰坝，一个一个地干出来。
1952年，大寨的亩产粮只有237斤。十年后，翻了三倍多，到了774斤。哪怕1963年遭遇严重洪涝，产量还是保持在700斤以上。而这些年里，大寨向国家交了175万斤粮，每年每户平均交7000斤，从没拖欠国家一分一毫。
更难得的是，他们只借过一次国家的钱，第二年就还清了。从头到尾，靠的是党指方向，靠的是群众齐上阵。
在会议期间，周总理还专门参加了山西代表的小组讨论，多次提到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。
他鼓励其他代表，说中国农业要上去，不能光靠“几个点”，要把大寨精神学起来、用起来。
“我也要靠自己走”
1965年5月21日，周总理第一次来大寨。后来他又来过两次，分别是1967年和1973年。
三次访问，总共不到20个小时，却让这里的干部群众记了一辈子。
第一次到大寨，周总理就去了“铁姑娘”郭凤莲的家。
他没带官架子，也没提前打招呼。郭凤莲赶紧大声喊姥姥：“咱们周总理从北京来看你啦！”
老人耳朵背，听不清。她还问：“你们走了几天？准备住几天再回去？”
周恩来笑着解释：“我坐飞机，几个小时就到了。家里还有工作，今天就得回去了。”
老人不多话，把做好的玉米窝窝头拿出来，塞到周总理手里。
总理没有推辞，接过来，当场掰了一半递给随行的阿尔巴尼亚客人，另一半自己慢慢咀嚼，吃得很认真。
他听说老人过去给地主干活，身体垮了，临走还反复叮嘱郭凤莲：“要好好照顾她，让老人过好晚年。”
等周总理走后，姥姥感慨地说：“总理真不像个当官的，问长问短，关心咱老百姓，可亲哩。”
在和村里干部的座谈会上，周恩来说得很实在。
他不光表扬成绩，也提了不少建议。他说，大寨要多种树，控制水土流失；要修水利设施，三年干旱都要抗得住；要储备粮食，不能光靠好年景；还要发展畜牧业、开办加工厂，搞多种经营，增加收入。
说到这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半工半读的学校，也要办好，得培养接班人。”
他关心得很细。问陈永贵：“今年给你们多少化肥？”
“每亩三十斤。”陈永贵答。
总理点点头，表示满意，又追问：“种子怎么样？有没有试验优良品种？”
临走前，他语气郑重地说：“成绩有了，不要骄傲。得常反思、学别人，永远向前走。要民主办事，多和群众商量。不能一人说了算。”
1967年4月9日，周恩来再次来大寨。这次是陪越南总理范文同来的，陈毅也同行。
那时周恩来已经十分操劳，眼神却依旧有力。
一下车，他抬头望山。山坡绿了，梯田整了，水池也修好了。
他感叹：“变化太快了，和我上次来的时候不一样！”
上山时，陈永贵要搀扶他。
他摆摆手，说：“大寨讲自力更生，社员天天挑担子上山，我也要靠自己走。”
他进社员家里吃饭，还是老规矩。
窝窝头、玉米烤饼，一口口慢慢咬。饭后，他没把剩下的半块窝窝头丢掉，而是拿出手帕包起来，放进兜里，说要留着回去吃。
更让人动容的是，他还特意带了几个大寨人做的玉米烤饼，说要回北京请其他中央首长尝尝。
“我老了，是不会有希望再来啦”
1973年4月23日，周恩来总理再次来访。
这是他第三次踏入大寨的土地。这一次，他陪同的是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，以及邓颖超和林佳楣一行人。
村口挂起了红条幅，田埂边站满了村民，锣鼓声、掌声此起彼伏。
整个大寨，像是过节一样。
队伍中，站在第三排的老贫农牛国栋记得特别清楚——周总理一下车，扫了一眼人群，就穿过前两排，主动走到他面前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连声说：“我认得你，我认得你！”
这样的细节，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这一次，大寨的变化肉眼可见。虎头山满是绿树，原来贫瘠的山坡，现在已经栽满了嫁接成功的大枣树，结出了果子。
周恩来抬头看了看山，说了一句特别动情的话：“永贵，我都快不敢认了，这变化太大了。你们老一辈、小一辈，真是干得漂亮！”
参观要上虎头山，陈永贵建议说：“总理，山上现在修了盘山路，咱们可以坐车上去。”
周恩来摆手拒绝：“不坐。到了大寨，就要有大寨精神。咱们得自己走！”
山路越来越陡。陈永贵步伐轻快，走得飞快。周总理已经75岁了，又带病在身。
他一边走，一边喘气，还是坚持不让别人搀扶。直到上了一个小石坡，腿抬不动了，他才开口：“永贵，来，扶我一把。”
陈永贵赶紧跨前一步，搀着他的胳膊，一点一点，把他扶了上去。
走到后底沟时，周恩来看见有人正在麦地里穿行，他连忙高声喊：“别走麦地里，小麦长得这么好，小心别踩坏了！”
回程路上，他还特地追问大队干部贾承让：“他们有没有踩坏麦苗？”贾承让说：“没有。”
周总理这才点头，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山上看完，他回到村里。别的贵宾去休息了，他却坐下来和陈永贵、郭凤莲，还有大寨党支部的几位干部谈了一次深入的座谈。
从午饭后到离开的那一刻，他没有休息一秒。
原本安排好的午休时间，他又叫来了山西省委、晋中地委的负责同志，继续谈、继续听、继续指示。
话题涉及农业建设、干部作风、技术推广、群众路线，没有一句空话。
他从早上八点半进村，一直到下午四点一刻离开，整整七个多小时，强撑着病体，一直在工作。
临走前，他站在车前，环顾着这个已经大变样的村庄，感慨地说：
“10年以后，你们的变化就更大了。可惜，我老了，是不会有希望再来啦！”
陈永贵听了，急忙回应：“过五年，请您一定再来看看我们大寨和昔阳。”
大寨党支部的全体委员也都赶来送行，齐声说：“总理，有空一定再回来大寨看看。”
周恩来笑了，说了一句：“只要我身体好，我一定还会来。”
可谁也没想到，那一次，就是最后一次。
那段时间里，周恩来总理几乎用尽了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。
早在1967年2月，他就被医生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。
连续通宵工作、长时间开会、几乎没有间歇的奔波，让本就瘦弱的身体彻底垮了。
可是心脏出问题的那个2月，他仍然强撑着，一共接见了43批来自中央、地方、军队的干部，处理了各类复杂事务。
同时，他还抽出时间，见了27批群众组织的代表。
到了3月，情况不但没有减轻，反而更忙。他再次接见了49批干部，外加31批群众代表。
而这仅仅是在确诊之后，一个月之内的工作量。
到1968年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他的身边只剩下两个秘书。
那时候，接待阿尔巴尼亚客人时，他苦笑着说：“现在我只有两个秘书，其他人都下去了。二十四小时，一个人要工作十二个小时，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。晚上，我让他们先走，有些事，我就自己写、自己办。”
但哪怕只剩下两人，他依然坚持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从不让国家运转出差错。
1973年，他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踏上大寨的土地。
那时的他，病情已然加重，身体极度虚弱。但他坚持亲自前往，不肯改期，不愿缺席。
谁都劝不住。
在内心深处，他是真想再看看大寨。
大寨的变化让他很欣慰。但更让人动容的，是他在山路上的坚持。
面对陡坡，他气喘吁吁，腿几乎抬不起来，才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永贵，来，扶我一把。”哪怕只是一小段，他也非得自己走。
因为在他心中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，这是人民的希望，这是中国农业的希望。
他惦记着农业，惦记着农民，惦记着国家的根本。
参考资料：
周恩来三次陪外宾视察大寨始末马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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